中国历史文献中矛盾的原住民族医学实践记载：以广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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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观中国历史，封建统治者常常会对特定医学文化形态的官方正统与否，在不同程度上加以限制。不仅如此，自宋朝（960-1279年）起，中医还开始带上了儒家的色彩。朝廷对医学的态度，加上官员对儒学的尊崇，催生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民族优越意识，导致中国的封建王朝从不接受偏远地区原住民族的医学文化，官员们甚至否认这种医学文化的存在。这种对原住民族医学实践的沙文主义思想一直持续到了民国时期（1911-1949年）。中国封建王朝和民国政府对广西这一南方偏远地区的原住民族医学实践的否定，便体现了汉族官员对原住民族医学文化的沙文主义态度。

从历史角度分析，位于中国极南的广西，有着偏远的地理位置、恶劣的经济状况以及特殊的文化环境，因而与中原地区有明显差异。南宋（1127-1279年）时期，周去非被派往广西，于1174-1189年间在桂州（今天的桂林及周边地区）和钦州任职。离任后，他写了一本名为《岭外代答》的书，记录了在该地区任职时的所见所闻。

在这本书里，周去非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唐朝（618-907年）的医疗事件：唐朝静江府（现在的桂林地区）有一名朝廷官员的家人患“瘴”（一种疟疾），但在服下“仙者”所授药物后得以痊愈。据作者所说，“仙者”授予的是一种叫做“青蒿散”的药物，专门用于治疗这种疟疾。周去非指出，青蒿散作为治疗疟疾的名药，一直沿用到了他所生活的宋代。他还简要介绍了青蒿散的成分：青蒿、石膏以及未知的当地草药。为支持这种药物的疗效，周去非还表示，若服下没有痊愈，便是由于病人太虚弱或疾病过于严重所致。¹

接着，周去非进一步描述了宋代广西的当地人“挑草子”的做法。这是一种搭配当地草药的放血疗法，用于治疗 “热瘴”（一种严重的疟疾）。根据周去非的说法，这种疗法有效的原理是：热瘴属于“太阳”伤寒病，而因为“阳明胃脉”经过人的上下唇，“太阳膀胱脉”经过足后腕，若太阳受病三天而阳明受病，便需要进行放血。从书中可以看出，周去非十分认可广西当地人的放血或针灸疗法，认为对此类疟疾十分见效。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周去非记载了当地原住民族多种有效的医疗实践，他却同时明确宣称广西原住民族对医学原理一无所知。³

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很大程度上由1949年之前民国时期的汉族官员延续了下来。刘锡蕃在20世纪30年代被派到广西任职，因而著有研究广西民族的专著《岭表记蛮》。他在书中写道，当地人使用的一些原住民族药物，对于跌倒、骨折、溃疡甚至一些需要手术的疑难杂症都非常见效。但刘锡蕃在肯定这些疗法的同时，却又略带贬义地指出这些药物夹杂在了巫术迷信行为当中。⁴ “巫”一词本身就有原住民族的含义，暗指萨满或灵媒的做法。刘锡蕃的贬义言论表明，汉族官员对广西原住民族医学文化存在的全盘否认，已延伸并涵盖了广西原住民族巫术行为当中的医学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