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拓上的儒家思想遗迹

译者:陆静茹、刘媛媛 (墨尔本大学翻译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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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创新成就不仅有造纸术、印刷术,还有一项重要的技术,那就是拓印。东亚特殊馆藏收录了几个石拓技艺的精品,包括大型拓片和拓本。

制作拓片的方法非常细致,采用可追溯至公元二世纪的古法。简单而言,就是先把纸润湿,然后置于需要拓印的文字和图案上——通常是像石碑这样的古代文物。然后,工匠用蘸有少量墨水的扑子或毛刷轻轻拍打纸片,使其整个紧贴拓面,直到碑文或图案以白色轮廓显现在黑色墨水的背景当中。此时,纸张已经在陷入刻痕之后,留住了古老文物的轮廓。纸张的褶痕以及图案周围的软墨边缘便是这一过程的佐证。对于有些遗失或被时间侵蚀的文物来说,拓片成了它们的唯一遗迹。收藏于东亚特殊馆藏的摹本展现了拓印工艺流程的高度对比效果和清晰细节,从中可看出工匠的技艺。

制作石拓可以有众多目的,其中之一便是要把刻有儒家经典(清朝早期的意识形态)的碑文拓下并广为传播。在当时,了解儒家经典对于正规教育至关重要。1 儒家教义的文本经常刻在石碑上,并作为不朽知识的纪念碑放置在寺庙和国子监中。但薄纸制作的拓片成本更低且更便于携带,是能够分发给儒生的版本。

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孔子2(约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的画像。该画像源于一块可能是由吴道子(689至759年)所绘的石碑,而拓片本身则可能源于十九世纪。这块石碑位于山东曲阜(原鲁国),也就是孔子的诞生地,那里如今矗立着一座收藏有500多块石碑的宏伟孔庙。孔子当时并没有画像传世,因此吴道子为孔子创造的哲人形象——双手合十的智者——成为了孔子的典型形象。

Confucius the teacher
图1:吴道子,《先师孔子行教像》(赞美古代儒家大师孔子的伟大教义),哈里·西蒙馆藏,档案与古籍部东亚特殊馆藏
Confucius temples
图2:《至圣先师孔子庙图》(1912至1945年),哈里·西蒙馆藏,档案与古籍部东亚特殊馆藏

馆藏中的另一拓片展示了曲阜孔庙的平面图。孔子去世后不久,人们为表纪念,在其故居修建了一座庙宇。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庙宇也历经了建筑的不断拆除和修建。此拓片展示了460个房间、9个庭院的孔庙建筑群以及中轴布局。拓片前景中可以看到泮池,随后便是棂星门,游客可以从这里进入孔庙。随着视线上移,在拓片上方的中心位置,可以看到宏伟的大成殿,这里是建筑群的核心,也是供奉孔子的地方。3

Confucius temples landscape
图3:《至圣先师孔子林图》(1912至1945年),哈里·西蒙馆藏,档案与古籍部东亚特殊馆藏

《至圣先师孔子林图》(约1945年)则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广阔的孔庙视角。地图包含了位于孔庙以北约两公里处的孔子家族陵地——孔林。孔子晚年回到了家乡,当时已有众多弟子,他的著作也许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编写的,如记述孔子生活的《论语》。孔子与其部分弟子以及成千上万的后人都葬于孔林。石拓上展示了孔林周围7000米长的围墙,并有多处模仿孔子传授教义的细节。雕刻的柏树和松树是拓片中的重要部分,它们与孔林外观相互呼应,令人想起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画面的前景中,我们可以看到通向画面顶端墓碑的道路两旁的树木,画面左侧可看到雨云悬在一棵针叶树之上。

这三个拓片让我们得以追溯到孔庙里的文物。孔庙是一个体现宗教和社会思想的地方;而若把视角放大,今时今日,在墨尔本大学这样遥远的地方,我们也传递了其古老的教义。孔子最初是地位低微的百姓,仿佛像这些拓片一般简单朴素,但他的话语却铸成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参考文献

[1] Kenneth Starr, ‘The history and functions of rubbings’, in Black Tiger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p.19.

[2] ‘Confucius’ is a Latinised name based on the family name of Kong, also written as Kongfuzi or Kongzi and K'ung Fu-tzu (Great Master K'ung).

[3] Confucius Temple (Qufu) - Discover the Life of Confucius in His Birthplace, www.chinadiscovery.com/shandong/qufu/confucius-temple.html accessed July 2022.